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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文学史的归向

    发布时间: 2008/5/21 10:51:22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中国文学网
    文字 〖 〗 )
    【作者】慧远

        导读:夏先生堪称心有灵犀、且慧眼独具,是他在浩如烟海的中国现代小说中发现了张爱玲和钱钟书的作品,并第一次予他们以文学史上应有的位置,这在今天看来固然已经成为文学史上的常识,但在四十多年前却无疑有着筚路蓝缕的拓荒之功。

        1961年3月,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推出了夏志清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以下简称《小说史》),此书甫一出版,马上得到欧美批评界的广泛关注,影响所及,且迅速在台、港等地的华人文学圈引起强烈反响,被称为是西方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开山之作与经典之作,作者本人亦因之跻身于当代欧美著名批评家之列。在《小说史》问世之后的数十年间,非但作者的观点已渐为研究中国现代小说的学界同行所认同,其理论已成为研读中国现代文学不可或缺的指南与基础,作者在《小说史》中所持的态度与视角,更为文学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归向与路径——他让小说史摆脱了政治的纠缠,为之确立了自身独立的价值,并在拨乱反正的基础上,使之最终回归到“优美作品之发现和评审”的范围中来。
        对于夏志清先生的这部大作,我也是久闻其名,却一直以无缘拜读而引以为憾,直到复旦大学出版社的中译简体字增删本面世,我才得以一识这部小说史名作的“庐山真面目”。平心而论,就我个人的阅读感受而言,我觉得《小说史》虽然问世已达四十多年之久,其中的主要观点亦因广为人知而变得不再新鲜,但是,时至今日,作者的学术视角与他对中国现代小说的深刻评点,对当代大陆的文学批评界仍然不乏一定的借鉴价值与启发意义。因为作者兼备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与西洋文化修养,所以,他能高屋建瓴,站在东西方文化相互对比与发现的基础上,对中国现代小说的优劣之处所见尤切、直抵要害,而《小说史》一书之所以广受读者的欢迎,作者不人云亦云的态度即是关键。阅读夏先生的《小说史》,我个人认为,首先要弄清作者评审中国现代小说的价值尺度与基本标准,对作者的文学史观亦需要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对于前者,作者所秉持的一贯观点是:“一个艺术家,只有照实的去描写生命,去探索人心的隐蔽处,去灼照人生中爱的道路,才能够为真理服务。”对于后者,作者则在《小说史》的初版序言中即已开宗明义地亮明了自己的态度:“本书当然无意成为政治、经济、社会学研究的附庸。文学史家的首要任务是发掘、品评杰作。如果他仅视文学为一个时代文化、政治的反映,他其实已放弃了对文学及其他领域的学者的义务。”作者既已在小说史的研究中旗帜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那么,他在《小说史》的写作上即要努力达到自己设定的目标,既不能因政治或宗教的立场对小说家本人怀有偏见,亦不可对批评的作品断章取义、任意曲解,用以附和自己政治臧否的微言大义,客观地说,夏志清先生的《小说史》在很大程度上也的确做到了这一点。
        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作者首先论及了中国现代小说所面临的时代背景,指出了现代小说所具有的草创特征。他认为相较于二十世纪西洋小说的诸位老师,中国现代小说无论在技巧方面还是在思想方面,都是远远谈不上成熟的,其问题并不在于心理描写的细致与否,而在于“小说家在描绘一个人间现象时,没有提供比较深刻的、具有道德意味的了解。”——之所以出现这样一种局面,一方面取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性,另一方面则与那个时代的特殊背景密切相关。鉴于长期的科举制度束缚了传统知识分子的阅读范围、限制了他们的思想视野,所以,他们的创作多是以自娱为目的,从不执著于破解人生的终极之谜,尤其缺少必要的普世关怀,这是中国传统文学与西洋文学相比的先天不足之处。
        夏志清先生写作《小说史》的时代与他个人的文化背景,决定了西方思想资源之于他的重要性,他在《小说史》中对诸多中国现代作家与作品的点评,亦显然将这种思想资源当作了自己最为重要的标尺和参照。不过,尽管如此,夏先生仍然充分肯定了中国现代小说业已取得的巨大成就,认为其中幼稚之处固然多有,但起点之高也同样令人惊奇。他敏锐地指出东西方文化本质的不同,乃是造成中外小说差异的关键所在,其间的优劣既然不容易划分得一清二楚,那么,以富有宗教意义的西方文学名著,用来衡量中国的现代小说,也就难免会有南辕北辙之嫌。当然,夏先生与许多西方作家一样,对乌托邦的社会理想始终保持着一种超乎寻常的清醒认识与本能警惕,他认为文学的关注点应该是具体的个人,而不是抽象的个人,只有仔细考察具体的人的环境,才能够真正判断出一种社会理想是否符合现实——这种论点既使得《小说史》带有了一定的个人倾向性,同时也使得作者对五四新文学的评价带有了深刻的内省性质。
        应该说夏志清先生对中国现代小说的阅读是非常细致的,他能够准确把握每一个作家最为本质的东西,并力求在自己的点评中还原其本来面目。夏先生本人虽然不免有自己的价值倾向,但无论面对哪一派作家,他均能以艺术成就去衡量他们在现代小说史上应有的地位,决不会因为自己的价值倾向而厚此薄彼。在夏先生眼中,鲁迅固然有他的伟大之处,却也同样不乏各种人所难免的弱点,他说:“鲁迅特别注意显而易见的传统恶习,但却纵容、甚而后来主动地鼓励粗暴和非理性势力的猖獗。大体上说来,鲁迅为其时代所摆布,而不能算是他那个时代的导师和讽刺家。”这样的评价虽然不免会引起各种争议,但细细想来却的确不无一定的道理。夏先生对郭沫若的评价亦可谓态度鲜明、痛快淋漓,他说:“创造社的人假浪漫主义为名,一味狂放,浮而不实,作品没有丝毫规矩绳墨,言过其实。他们的唯美主义仅仅可以说是为了感情的放纵而艺术而已。”即此寥寥数言,已胜过今日质疑郭氏者所为“酷评”的长篇大论。因为现实的局限,夏先生对于建国以后小说的评价未免有隔岸观火之嫌,但通过删减之后的文本,我们却仍然不能不佩服作者敏锐的观察力与准确的判断力。一部丰富多彩的《小说史》不仅仅要善于臧否,同时还要善于发现,在这一点上,夏先生也堪称心有灵犀、且慧眼独具,是他在浩如烟海的中国现代小说中发现了张爱玲和钱钟书的作品,并第一次予他们以文学史上应有的位置,这在今天看来固然已经成为文学史上的常识,但在四十多年前却无疑有着筚路蓝缕的拓荒之功。
        当然,对于一部好的文学史来说,仅仅拥有客观、公允的史家立场仍然是远远不够的,还应当具有浓郁的私人气息——它不能如同教科书一样人云亦云、无关痛痒,作者既应该有自己的好恶,更应该有自己的观点,哪怕其中不乏过激与偏颇之处,但只要他的态度是宽容的,就一定能够得到读者的谅解与回应。正像刘若愚先生所说的那样:“一个批评家如果没有偏见,就等于没有文学上的趣味。”职是,即使《小说史》的确不无作者的偏见,那也是积极的、具有建设性的,因为作者在自己的作品中并不试图追求“科学”的严格和精确,他所进行的探索才具备了自由的思想和独立的精神,其结论方足以引发我们多元的思考与思辨——时至今日,如果说《小说史》中的诸多学术论点已的确随着事过境迁而不再新鲜,但是,作者在书中所建立的一种新的文学批评史的传统却仍然值得我们珍视,而如何延续这种传统,也仍将是我们今后文学批评史的书写所面临的最大课题。

    编辑:秋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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