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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 2010/8/17 15:52:27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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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关于《三国演义》的主题。这是八十年代争论最为热烈的问题之一,先后出现了十几种观点,近年又有学者提出新说。对于主题研究的必要性与合理性、主题的观念和研究主题的方法,以及各种观点的评述,可参看我的三篇文章:(1)《向往国家统一,歌颂“忠义”英雄——论〈三国演义〉的主题》(载《天府新论》1985年第6期,亦收入《中国古典小说新论集》一书);(2)《近五年〈三国演义〉研究综述》(载《成都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3)《〈三国演义〉研究综述》(载《明清小说研究年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9年6月第1版)。(五)关于《三国演义》的人物形象。《三国演义》总共写了一千二百多个人物,其中有名有姓的将近一千人,堪称古代小说中写人物最多的巨著。其中,形象生动、性格鲜明、家喻户晓的人物就有几十个,而曹操、诸葛亮、关羽等形象更是文学史上公认的典型。十六年来,《三国》人物形象研究取得了显著成绩,主要表现在:(1)研究范围明显扩大,对过去很少论及的人物和群体形象,出现了一批专题论文。(2)研究的深度、角度、方法都大大拓展,新见迭出。对曹操、诸葛亮、关羽、刘备、赵云、魏延、孙权、周瑜等形象,都发表了一批有影响的论文,如刘敬圻、黄钧、陈翔华、丘振声、黄霖、欧阳健、刘上生、朱伟明、关四平、许建中等均有佳作。(3)对人物形象塑造理论进行了深入的探讨,集中表现为《三国》人物是否“类型化典型”的争论。代表性的论文有:傅继馥的《类型化艺术典型的光辉范本》(分别载《三国演义研究集》及《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4期),石昌渝的《论〈三国志演义〉人物形象的非类型化》(载《三国演义学刊》第1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7月第1版),张锦池的《论〈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创作原则和人物描写》(载《明清小说研究》1993年第1期)。此外,杜景华的《论〈三国演义〉人物性格强化的特点》(载《三国演义学刊》第1辑)也颇有见地。

    (六)关于《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十六年来,对这一问题讨论热烈,成果甚丰。主要表现在:(1)关于《三国演义》的创作方法。学者们提出了四种观点:基本上是现实主义的,主要是浪漫主义的,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结合,是古典主义的。代表性的论文有:刘知渐的《〈三国演义〉新论》(载其所著《〈三国演义〉新论》一书),吴小林的《试论〈三国演义〉的艺术特色》(载《三国演义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11月第1版),黄钧的《〈三国演义〉和中国的古典主义》(载《〈三国演义〉与中国文化》),张锦池的《论〈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创作原则和人物描写》等。(2)关于《三国演义》的虚实关系。这与上一问题密切相关,一直是讨论的热点之一。代表性的论文有:何满子的《历史小说在事实与虚构之间的摆动》(载1984年3月20日《光明日报》),傅隆基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基本符合史实”吗?》(载1984年4月17日《光明日报》),曲沐的《〈三国演义〉“虚”“实”之我见》(载1984年5月15日《光明日报》),刘绍智的《〈三国演义〉的反历史主义》(载《三国演义学刊》第1辑),宁希元的《从宋元讲史说到〈三国演义〉中的虚实关系》(载《三国演义论文集》),熊笃的《〈三国演义〉并非“七实三虚”》(载《三国演义学刊》第2辑)。(3)关于《三国演义》的艺术特色和成就。除了若干较有影响的论文之外,郑铁生的《〈三国演义〉艺术欣赏》(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2年7月第1版)、《〈三国演义〉诗词鉴赏》(北京出版社1995年3月第1版)两部专著均颇有分量。(七)关于毛宗岗父子和毛评《三国》。十六年来,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了一系列进展和突破。主要有:(1)关于毛氏父子的生平。黄霖的《有关毛本〈三国演义〉的几个问题》、陈翔华的《诸葛亮形象史研究》,分别考察了毛纶、毛宗岗父子的生平,特别是陈翔华,考证出毛宗岗生年当在崇祯五年(1632),卒年当在康熙四十八年(1709)春之后。(2)关于毛氏父子评改《三国演义》的得失。大致有三种意见:剑锋认为改得成功(《评毛纶、毛宗岗修订的〈三国演义〉》,载《海南师专学报》1981年第2期);宁希元认为改得不好(《毛本〈三国演义〉指谬》,载《社会科学研究》1983年第4期);陈周昌则认为功过相兼,得失参半(《毛宗岗评改〈三国演义〉的得失》,载《社会科学研究》1982年第4期)。(3)关于毛宗岗的小说理论。包括:①毛宗岗的文学观;②毛宗岗小说理论的特点和成就;③毛宗岗在中国小说批评史上的地位。这方面成果甚多,可参看拙作《近五年〈三国演义〉研究综述》、《〈三国演义〉研究综述》(载《明清小说研究年鉴》),以及《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研究》(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5年6月第1版)、《三国演义学刊》第2辑等。个人专著,则以霍雨佳的《〈三国演义〉美学价值》较为突出。

    (八)关于“三国文化”研究。自八十年代后期开始,随着人们对《三国演义》进行多层次、多方位的研究,“三国文化”的命题自然而然地提了出来,研究成果日益丰富。讨论较多的主要有三个方面:(1)关于“三国文化”的概念。沈伯俊指出,对“三国文化”可以作三个层次的理解和诠释:①历史学的“三国文化”观(或曰狭义的“三国文化”观),认为它就是历史上的三国时期的精神文化;②历史文化学的“三国文化”观(或曰扩展义的“三国文化”观),认为它就是三国时期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总和;③大文化的“三国文化”观(或曰广义的“三国文化”观),认为“三国文化”并不仅仅指、并不等同于“三国时期的文化”,而是指以三国时期的历史文化为源,以三国故事的传播演变为流,以《三国演义》及其诸多衍生现象为重要内容的综合性文化。一些学者提出的“诸葛亮文化”、“关羽文化”、“《三国演义》文化”,均可视为广义的“三国文化”的分支(《“三国文化”概念初探》,载《中华文化论坛》1994年第3期)。(2)关于《三国演义》的文化内涵和价值。这方面论述颇多,从孟彦的《〈三国演义〉与中国文化学术讨论会综述》(载《〈三国演义〉与中国文化》一书)可见一斑。谭良啸的《卧龙辅霸——诸葛亮成功之谜》(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8月第1版)、梅铮铮的《忠义春秋——关公崇拜与民族文化心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8月第1版),均为较有分量的著作。(3)关于《三国演义》的应用研究。这是近年来人们致力甚多的一个领域,已经出版的专著,大约占十六年来《三国》研究专著、专书总数的一半左右。其中,谭洛非的《〈三国演义〉·谋略·领导艺术》(巴蜀书社1991年8月第1版)、胡世厚、卫绍生的《〈三国演义〉与人才学》(巴蜀书社1993年6月第1版)、霍雨佳的《〈三国演义〉与现代商战》(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7月第1版)、《三国智谋精粹》(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年1月第1版)、《三国智愚百态》(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年1月第1版)、周俊的《〈三国演义〉与人才竞争》(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10月第1版),等等,均为在认真研究基础上确有启发意义之作。对此不应简单地予以排斥和否定。恢宏的气度,开放的眼光,多维多向的视角,将使《三国演义》不断焕发出新的光彩。三、对今后研究的展望应当说,展望已经包含在对研究历史与现状的回顾之中,而篇幅已不允许我再多作论述。这里只想强调四点:(一)新的突破必须以版本研究的继续深化为基础。(二)必须在研究的思路和方法上有所发展和创新。(三)必须在大文化的广阔背景上开展全方位的研究。(四)必须大力加强国内外学术同行的交流与合作。

    作者:沈伯俊

    编辑:赵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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