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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 2010/8/16 16:23:13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学灯》
    文字 〖 〗 )

    三、六论的内容与结构


        六论,每论六篇,共六六三十六篇,在《吕氏春秋》三大组成部分中篇幅最短,大约也是受到关注最少的部分。许多学者认为六论不过是编余杂说,或者余论,编次之间无甚义理可言[38]。

    1、六论的内容与层次


    六论第一篇:《开春》,和八览第一篇《有始》一样,内容颇显诡僪,学人对此篇主旨的理解,歧见甚多。王范之认为:“全篇主要说的是‘物之相应’,也即是说的物的相应相感的道理,所以将它归为易传学。”[39]牟钟鉴言《开春》“由春天的生机,引出王者应厚德积善,救死缓刑”[40]。张双棣等认为《开春》是“专门讨论论说之术”[41]。按:《开春论》开篇,由“开春始雷,蛰虫动矣”,引出各种物之相应相感现象,而以“此言物之相应也,故曰行也成也”总结上文,接着便说:“善说者亦然。言尽理而得失利害定矣”,其下是三个善说的故事,构成文章的主体:惠施说魏太子缓葬先君事、封人子高说段乔勿罪县吏事、祈奚说范宣子而释叔向事。三个故事中的说者都将欲说之事渲染得意义非凡,从而使被说者心悦诚服,主动接受。因而,这篇文章的主题应是“善说”,其中心思想是“言尽理而得失利害定矣”。它的说理方式是演绎式的,开篇泛论万物相应之理,是将其作为一个普遍性理论提出来,“言尽理而得失利害定矣”被认为是“物之相应”之理的一种体现。这表明,《吕氏春秋》编者加在《开春》之前泛论“物之相应”的这一段话,其意义远远超过了《开春》这篇文章,而有着统揽全局的意义。从行文上看,《开春》篇首这一段话,正呼应着十二纪首篇《本生》、八览首篇《有始》,它应该是用来引出六论的[42]。

    《开春论》收文六篇。篇首《开春》之下,次《察贤》,言得贤则国治身逸;《期贤》,即期待贤者,与《察贤》主题相同;《审为》提出区分“为”和“所以为”,即手段与目的,主旨为重生;《爱类》,即以利民为念;《贵卒》,即以敏捷为贵。《开春论》内容颇显纷杂,各篇之间的关联不明显,牟钟鉴认为其编次之义为:“《开春论》由春天的生机,引出王者应厚德积善,救死缓刑。其下《察贤》、《期贤》、《审为》、《爱类》、《贵卒》五篇所论尚贤、养生、爱民、神速等,与春天的生机是有关系的”[43]。吕思勉则认为“《开春论》言用人之术”。二位所说各有偏重,大致都可以成立。此六篇虽论题颇杂,若就主要内容论,大约可认为是泛言治国用人之术,而总名为“开春”,所论各事,都是从行为与结果之关系的角度来进行分析的,与《开春》开篇所言“物之相应”相通,大约此览之意,便是用“物之相应”之理,来解说政治活动中行为与结果之关系。

    《慎行论》:首《慎行》、《无义》二篇言行事必以“义”为准则;行事忘义,必受其咎。其下《疑似》,对相似之物应仔细辨察;《一行》,言行应诚信专一;《求人》,“先王之索贤人,无不以也”;《察传》,对传言应加辨察,以定是非。此论六篇,所谈看似杂乱,但细绎全《论》,则可见六篇前后承接,篇第之间的关联十分明显。首篇《慎行》区别君子之行与小人之行(以考虑的是“义”还是“利”为别),因为人或有才无行(《无义》),人主也许会“惑于似士者而失于真士”(《疑似》),要了解、寻找真士(《一行》、《求人》),需用到辨察的方法(《察传》)。六篇中贯穿着“慎行”这个中心,合于论题之义。

    《贵直论》:首二篇《贵直》、《直谏》,言只有士能直言极谏,故为贤主所贵;次《知化》,知道事物发展变化的必然趋势,贤者知化,而愚主不能用,仍归结于用贤纳谏;次《过理》,亡国之主乐不适,即“过理”,性情反常;《壅塞》承上篇《过理》,言无直士极谏,国君必被壅塞;《原乱》极言一旦国家发生动乱,必引起连锁反应,不会很快安定下来,目的是告诫君主应慎重持国,不妄生乱衅。此论主要在讨论直言(纳谏)的重要性,论题相当集中,文意一贯。

    《不苟论》:首《不苟》论臣下应“必中理而后动,必当义而后举”;《赞能》,举能进贤之意,臣下“功无大乎进贤”;《自知》,君主应了解自己的不足,听取直言;《当赏》论“赏罚适当”,作者陈说的“赏罚适当”为“先德而后力”,不以爱憎定赏罚二端;《博志》,“博”为“抟”字之误,抟志,专一其志;《贵当》,举措贵在恰当。六篇所说之事,有为臣的操守、职责,君主的修养,治国、学习、做事的方法,但都是从认真、不苟且这一意义上论说的,合于论题“不苟”之义。

    《似顺论》:首《似顺》言不为现象迷惑而认识事物的本质;次《别类》,仍谈如何认识、区分事物,涉及到量与质的关系;《有度》,强调“贤主有度而听,故不过也”,有度指有一定的准则;《分职》,论为君之道,用非其有,即君主不亲自处理具体事务;《处方》论驭臣之术,此处所谓“处方”,意即“定分” [44],包括确定等级名份和治不逾官两方面内容;《慎小》,即防微杜渐。牟钟鉴指出此论六篇意思不连贯:“《似顺论》论事多似倒而顺,似顺而倒。其下《别类》、《有度》两篇讲辨异类、别真伪,与该论主题有关;而《分职》、《处方》、《慎小》三篇则论贤主治国之术,与上二篇颇不边属。”P23牟氏之言有理,但若以此论总题“似顺”,即“事多似倒而顺,似顺而倒”之义来衡量,则此六篇所论又似隐隐可通:首二篇谈存在“似顺”现象及辨别此现象之方法,末四篇可视为对君臣关系(统治之术)中的“似顺”现象之分析。虽然义甚牵强,但不能视之为绝无义理可寻的的零篇杂凑。

    《士容论》:“士容”指士仪容举止的法度、标准。首篇《士容》列举了士的种种美德和表现,直可视为一篇士的颂词;第二篇《务大》,所论即《有始览·谕大》“定贱小在于贵大”之理,部分段落与《谕大》篇同,惟次序颠倒,《谕大》是站在君主的立场陈说此理,《务大》则明显是从臣下的角度立论。接下来四篇:《上农》,即重农,说人民以农为业可以利民化俗,《任地》、《辩土》、《审时》,都是具体讨论农业生产技术、经验的专门论文。一般认为这四篇属古农家言,“杂凑于此,以足篇数”[45],但若从士以农为事这个角度来看,又不能说与“士容”二字毫无关联。大约此论旨在说明士立身之理、事,故有此种安排。

    2、六论编次之义


        六论的主要内容,是阐说立身、行事、从道、事君之理,而此种阐说,又基本上是从士(人)的角度出发的。如果按今本《吕氏春秋》次第,即十二纪、八览、六论之顺序来看,排在最末的六论中大部分内容,都已在十二纪、八览中讨论过了,六论遂显得无甚新义。六论与八览论题重合者尤多,并有一些段落的文字基本相同或大同小异,而编排次第有别,这说明二者在内容上有共通性,但在编排理念上是有区别的。

    六论篇第之间的联系不如十二纪明显,更远逊于八览,但恐怕不能简单地视之为杂说的汇集,其间还是有一定义理的。上文已经指出,六论中有些部分就内容来看也是相当紧凑的。在六论每论之中,一些讨论不同事物的文章被放在一起,看似无甚关联,但各篇文章又表现出某种共同的倾向,又似有道理可寻。如《慎行论》、《不苟论》、《似顺论》等等,所收文章的论题虽然相去甚远,但大体上又都能符合论首二字之义。这说明,六论绝非杂凑,其编次是有意而为的。不过这个“意”是什么呢?从整个六论的内容、层次来看,应即是《开春》所谓“言尽理”之“理”。《开春》篇首泛言万物相应,就是万物之“理”可通的意思,六论各部分论题之名,及各篇之篇名,都表现出了注重析“理”的倾向,每一论罗列的各种事象,大都能符合篇首所揭之“理”。六论的编排理念,应是要在纷纭万事之中,抽绎出几个“理”来,以此来指导士(人)的立身行事,国家的治道治术。

     

    综上所述,《吕氏春秋》全书三大部分各有一定之主题,虽论题的范围不免重叠,而讨论的着眼点、角度是不一样的。十二纪可以称为是按天道的运行秩序来编排,八览是按“事”,即按各种政治事务分类编排,六论则是按事物内在相应相通之“理”来编排。由于天道、事理太过抽象,而《吕氏春秋》致力于从具体的人事、天象以及各种自然现象中来推求普遍的、广泛的“道”、“理”,将不同性质的事物的某些表面相似之处绝对化、普遍化,故其所谓“道”、“理”,往往只能靠感觉、靠联想来领悟,而不能通过逻辑推理来求得。而“事”是可以分类求取规律的。故以今日的眼光来衡量,《吕氏春秋》三大部分中,唯有八览编次之间才真正有“理”可寻,有“结构”可言,而十二纪、六论的内容层次都不免显得泛杂、虚玄,缺乏有机联系。

    四、《吕氏春秋》数字形式之寓意[46]


        五、览事论理、顺天之纪——《吕氏春秋》的构成与涵义


        综上所述,《吕氏春秋》各部分的编排理念及寓意,可以概括如下:

    十二纪按时气的四时运行次第来编排,又寓天、君之意;

    八览按各种政治事务分类编排,又寓地、臣之意;

    六论按各种事情内在相应相通之“理”编排,又寓人、士之意。

    十二纪明显是《吕氏春秋》编撰者最用心思、是为看重的部分。这不仅体现在那些在理论上具有统贯全书意义的文章,多收在十二纪,而且体现在其井井有条的编撰形式之中。十二纪中的文章,基本上是一篇一义,偶而上下篇讨论同一个问题,必以正反不同角度出之,如《贵公》与《去私》,《大乐》与《侈乐》,《制乐》与《明理》,因而每篇文章都文、义完具,可自成一说,八览、六论中存在的重复、沓杂、拼接、拆分现象,在十二纪中绝不存在。在一些学者看来,《吕氏春秋》全书唯有十二纪当得起一字千金之誉。有的学者更进而认为,当年陈于咸阳市门者,只有十二纪,因为若八览、六论也摆在那儿让人挑毛病,市门所悬之金,早就应该让人“辇而归之”了。此说是耶非耶,无可查证,但八览、六论的编撰不如十二纪精审,确属公论。

    《吕氏春秋》各部分的命名,亦透露出以十二纪为主,八览、六论为辅之用意。

    十二纪以“纪”名。“纪”,本义为一丝之首。煮茧抽丝,关键是找出丝头,丝头找到了,丝就可以理顺了,故“纪”引申为凡统纪、纲纪之称[47],这是“纪”字在先秦语文中最常见的用法。如《诗经·大雅·棫朴》云:“勉勉我王,纲纪四方”,《尚书·洪范》称“牵牛为星纪”。《吕氏春秋》中“纪”字凡17见,除《序意》篇“所以纪治乱存亡也”之“纪”字当理解为“记述、记载”之外,余皆用为名词,为纲纪、统纪之意。认为天用“四时”来“纪纲”万民,可能是春秋战国时人的一般看法。如《墨子·天志中》云:“且吾所以知天之爱民之厚者有矣,曰以磨为日月星辰,以昭道之;制为四时春秋冬夏,以纪纲之。”不过以“纪”名书,可能是《吕氏春秋》首创[48],当是藉此显示十二纪所谈为天之道,为纲纪天地人的法则。

    八览以“览”为名,其意当即《有始》所说的“天斟万物,圣人览焉,以观其类”。“览”字在《吕氏春秋》正文中凡2见,都是“观览”之意。八览于诸子之言广采博收,所论遍及一国政事的方方面面,在《吕氏春秋》三大部分中内容最为庞杂,其杂陈庶物,览焉备取的用意十分明显。

    “论”字是先秦诸子常用的词,意指对道理的分析、阐发,用为名词指某个具体的道理或意见等。上文已经说明,六论的编排,贯穿着一个“理”字,而“理”待“论”而明,所以六论当指论析六合之理。

    总而言之,《吕氏春秋》这三大部分之构成,是以十二纪为正论,为全书之结论,以八览、六论为辅论,为广采博纳、探幽索隐之前奏。整个《吕氏春秋》的构成,蕴含着这样一个由事至理至道的推衍顺序,可以概括为:

    览事论理、顺天之纪

    八览览事,六论论理,十二纪标揭天道,纲纪不可乱,故曰“顺天之纪”。

    如前所述,通过编排角度的刻意安排,神秘数字的巧妙运用,各种事象的比类相附,这一结构形式被赋予了十分丰富的涵义,极符合《序意》篇所说的“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它暗示它是把关于天地人的所有知识都纳为一编,若此,自然就“是非可不可无所遁矣”(《序意》语)。

    天无所不覆,道无处不在,故十二纪为主体、为根本、为法则。相对于天、道、君的绝对权威,人(理、士)、地(事、臣)便只具有相对的意义,它们既有各自的特点和范围而与天道区别开来,又被统一、消融于无边的天道之中。所以图中八览、六论部分用虚线勾出轮廓。八览、六论的内容甚多相通甚至重合之处,而《吕氏春秋》对臣、士(民)的看法又表明二者并无截然可分之界限[49],故八览、六论用同一个椭圆表示,中间以虚线隔开。正中间由下至上的箭头所指,表示《吕氏春秋》一书结构所蕴含的逻辑推衍过程。

    如上所述,《吕氏春秋》的这一结构形式,并不只是一个外在的框架,它同时也寄寓着此书编撰者对世界、对政治的根本看法。近年来学界好称《吕氏春秋》的结构是一个宇宙论框架,这样说是可以的。因为这个结构,不仅仅是对宇宙秩序的模仿和象征,也贯通着对天、地、人,君、臣、民,道、事、理的深切理解。胡适论《吕氏春秋》的思想,称其有三大纲:“第一是顺天,顺天之道,在于贵生。第二是固地,固地之道,在于安宁。第三是信人,信人之道,在于听言。”“一部吕氏春秋只说这三大类的事。贵生之道,安宁之道,听言之道。他用这三大纲来总汇中国古代的思想。”[50]胡适此论,根据只是《序意》篇的“天曰顺,顺维生,地曰固,固维宁,人曰信,信维听”,未免将问题简单化了,但其中所揭示的《吕氏春秋》整体构成与全书内容及思想倾向之间的密切关系,实值得我们多加注意。

    概言之,十二纪、八览、六论这个显然是事先拟好的结构,不仅仅是《吕氏春秋》的编撰者用来包容百家异说的框架,也是用来整合、统一各家学说的基点和平台。这里面包含着两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一个是《吕氏春秋》对宇宙秩序(即天、地、人)的理解,一个是《吕氏春秋》对社会秩序(即君、臣、民)的理解。一部《吕氏春秋》,便是在致力于寻求、发现和确立理想的社会秩序及其包裹物——宇宙秩序,即道。十二纪以“纪”为名,便道明了确立秩序之用心。而《吕氏春秋》充满象征意味的结构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以天统人,天人合一,宇宙秩序与社会秩序混一的态度,无疑是我们理解、把握其思想的绝佳出发点。(庞慧)

    -------------------------------------------------------------------

    [①] 本文为庞慧《〈吕氏春秋〉对社会秩序的理解与构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5月出版)上篇第二章。

    [②] 傅斯年《战国子家叙论》,见《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傅斯年卷》,河北澳门美高梅娱乐网站 出版社1996年,333页,334页。

    [③] 郭沫若《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东方出版社1996年,377-378页。

    [④] 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序意》为《吕氏春秋》全书之序。对于《序意》被置于十二纪之后,比较常见,也应该是最有说服力的解释,是认为《吕氏春秋》初本以八览居前,十二纪殿后。但也有不少学者认为《序意》篇只就十二纪而言,与览论无关。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下》曰:“《吕氏春秋》自序良人请问十二纪,是八览六论,未尝入次也。”陈郁夫《吕氏春秋撢微》称:“序意仅为十二纪之序言。”因此问题更牵涉到《吕氏春秋》初本之编次,《吕》是不是一次成书、书名为何等问题,争论至今未决。

    [⑤] 孔颖达语。

    [⑥]《礼记正义·月令》。

    [⑦] 照片和释文见《文物》2000年5期。

    [⑧] 如:《孟春》:“庆赐遂行,无有不当”;“天子乃以元日祈谷于上帝”;“王布农事,命田舍东郊,皆修封疆,审端径术”;“牺牲无用牝,禁止伐木;无覆巢,无杀孩虫、胎夭、飞鸟,无麛无卵”。《仲春》:“安萌牙,养幼少,存诸孤”;“省囹圄,去桎梏,无肆掠,止狱讼”;“无作大事,以妨农功”。《季春》:“天子布德行惠”;“劝蚕事”;“乃合累牛、腾马、游牝于牧”。

    [⑨] 语见《孟夏》,《季夏》“无发令而干时,以妨神农之事”,与此意同。

    [⑩]《孟夏》:“乃命乐师习合礼乐”,《仲夏》:“命乐师修鞀鞞鼓,均琴瑟管箫,执干戚戈羽,调竽笙埙篪,饬锺磬柷敔”。

    [11] 语见《季夏》,《孟夏》“是月也,继长增高,无有坏隳。无起土功,无发大众,无伐大树”,《仲夏》“退嗜欲,定心气,百官静,事无刑,以定晏阴之所成”,都是陈说此意。

    [12]《孟秋》:“选士厉兵,简练桀俊,专任有功,以征不义,诘诛暴慢”,“修法制,缮囹圄,具桎梏,禁止奸,慎罪邪,务搏执”,“戮有罪,严断刑”,“始收敛,完堤防,谨壅塞,以备水潦;修宫室,附墙垣,补城郭”;《仲秋》:“命有司申严百刑,斩杀必当,无或枉桡”,“是月也,可以筑城郭,建都邑,穿窦窌,修囷仓。乃命有司趣民收敛,务蓄菜,多积聚”;《季秋》:“农事备收”,“乃趣狱刑,无留有罪,收禄秩之不当者,共养之不宜者”。

    [13]秋纪纪首言,孟秋之月,“天地始肃,不可以赢”(《孟秋》),肃,指肃杀;仲秋之月,“杀气浸盛”(《仲秋》);季秋之月,“是月也,申严号令,命百官贵贱无不务入,以会天地之藏,无有宣出”(《季秋》)。秋季万物成熟,民人采撷以备冬,故有收藏义;又秋季草木黄落,寒气渐重,令人有肃杀之感,故可与“杀”义比附。从直观体验的层面上看,秋季本来便可以附会出“杀”、“收”二义,但古代主张顺天立政的学者,他们对秋德的比附,或重“杀”义,或重“收”义,并不一致。《吕氏春秋》十二纪对秋德的认识显然有调和不同主张之痕迹。

    [14]《孟冬》:“命百官谨盖藏”;“命司徒循行积聚,无有不敛”;“附城郭,戒门闾,修楗闭,慎关龠,固封玺,备边境,完要塞,谨关梁,塞蹊径,饬丧纪”;《仲冬》:“土事无作,无发盖藏,无起大众”;“命阉尹申宫令,审门闾,谨房室,必重闭”;“农有不收藏积聚者,牛马畜兽有放佚者,取之不诘”。

    [15] 冬日“闭藏”之义,在《孟冬》、《仲冬》中有明确的表述,《孟冬》:“天气上腾,地气下降,天地不通,闭而成冬”;《仲冬》:“土事无作,无发盖藏,无起大众,以固而闭”。

    [16] 余嘉锡《四库提要辩证》,中华书局1980年,818页。

    [17] 吕艺《论〈吕氏春秋〉的编撰者和结构体系》,北京大学1991年博士论文,金开诚指导。此文核心部分以《论〈吕氏春秋〉的结构体系》为名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1990年5期。本文这一部分所引用的吕艺之言,如无特别注明,都出自其博士论文。

    [18] 详见田凤台《吕氏春秋探微》第五章,(台湾)学生书局1986年。

    [19] 王范之《吕氏春秋研究》,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3年,7页。

    [20] 牟钟鉴《〈吕氏春秋〉与〈淮南子〉思想研究》,齐鲁书社,21页。

    [21] 张双棣等《吕氏春秋译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335页。

    [22] 吕思勉语。牟钟鉴认为《有始览》览首之下“六篇论任贤顺民为治国之本,其中心思路在于探究治乱、祸福之由来,经以果求因,合于览首之义”,亦是此意。

    [23] 吕艺认为:《应同》篇“与《孝行览》修己砺节以遇贤主、以待天时的主题相应”;《去尤》“是《先识览》的方法论”;《听言》“慎重出言,反对诡辩”,对应于《审应览》;《谨听》“论说听治断事之术”,对应于《审分览》;《务本》“与《恃君览》‘利而勿利’的思想相通”;《谕大》“与《离俗览》缘理义以定行止的主题有着内在的联系”。

    [24] 杨树达注意到《有始》之“‘解在乎’云云别为一例,不与下诸篇同”,但他认为这是因为:“盖此篇‘解在乎’以下及次篇文简佚脱(引者按:此指《有始览》少一篇),‘天地之所以形’以下四句,乃编次者取他篇之文妄相杂凑者,故不与诸篇为一律也。”谨按:杨氏之说,在于未审《有始》一篇在《有始览》中的特殊性,遽以他篇之例绳之,而以今《有始》之文有误,实则《有始》不误,杨先生误耳。

    [25]《审应览·审应》又记公孙龙说赵惠王偃兵事,辞义与此近。

    [26] 空洛,地名,《淫辞》作“空雄”。毕沅疑《淫辞》篇的“空雄”“本是空雒,写者误耳”,陈奇猷以为“《听言》作‘空洛’者,乃‘雄’误为‘雒’,又以‘雒’‘洛’同字而误写作‘洛’耳”,未审孰是。

    [27] 见陈奇猷《吕氏春秋新校释》之《谨听》注43,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718页。

    [28] 杨树达亦认为:“《有始览》诸篇与《韩非子》内、外储说文体相同。”

    [29] [清]卢文弨于《抱经堂文集》卷十中说:“此书一百六十篇,与历代著录同,然《序意》旧不入数,则尚少一篇。此书分篇极为整齐,十二纪纪各五篇,六论论各六篇、八览览当各八篇。今第一览止七篇,正少一。考《序意》本明十二纪之义,乃末忽载豫让一事,与《序意》不类,且旧校云:‘一作《廉孝》’,与此篇更无涉,即豫让亦难专有其名(黄氏震云‘十二纪终而缀之以《序意》,主豫让云’则在宋时本已如此。然以为主豫让者,其说亦误)。因疑《序意》之后半篇俄空焉,别有所谓‘廉孝’者,其前半篇亦简脱,后人遂强相附合,并《序意》为一篇,以补总数之缺,然《序意》篇首无‘六曰’二字,后人于目中专辄加之以求合其数,而不知其迹有难掩也。”(毕沅《吕氏春秋校正》附考引)卢氏之说甚是,吕思勉意与此同。不过卢氏以《序意》后半段所载乃“豫让一事”,似不甚恰当。按《序意》后半段窜入之文,虽与豫让有关,主角却是豫让之友青荓。青荓“重失人臣之节,恶废交友之道”,不得已而自刎。青荓之行,正可以“廉”称之。

    [清]梁玉绳、洪亮吉、日人松皋圆、近人孙锵鸣、刘咸炘、陈奇猷等认为《序意》篇末窜入文字,当属上篇《不侵》之文,错简在此。但他们对于这段文字原来当位于《不侵》篇中何处,意见并不统一。梁玉绳言“疑属前篇豫让事下”;洪亮吉称“当在上《不侵》篇‘是国士畜我也’之下”;松皋圆曰“此一说宜置前篇‘又况于中人乎’之下,乃顺”;孙锵鸣认为“此文当在上篇‘豫让之友谓豫让曰’上”,刘咸炘然其言;陈奇猷则以为“当在《不侵》‘豫让之友谓豫让曰’下”(上引诸家之说详见陈奇猷《吕氏春秋新校释》中《不侵》注一五,《序意》注一五),说各不同。按今《不侵》文义完具,不似有残缺者。上述诸说之纷歧,适足以证明今《不侵》文义自足,任何改动或调整反倒会使《不侵》篇文失“顺”,这应该是上述诸家在此问题上意见不能统一的原因所在。因此,《序意》篇末的这段文字,恐怕并非《不侵》佚文,而是窜自他篇。而据我看来,其所出之篇,即是《廉孝》。

    陈奇猷根据《有始览》“后诸篇中‘解在乎’云云所举某人某事皆详其事于另一篇”,而《有始》“‘解在乎’以下所举四事,除‘阴阳材物之精’一解见于《尽数》外,其他三解未见”,提出《有始览》中“今所脱之一篇即是《名类》”,因《有始》“‘解在乎’云云所举数事又正是名与类,故说此数事之义以‘名类’题篇。”谨按:陈说甚辨,但《有始》所举之“解在乎”,在《吕氏春秋》中并非“不详其事”,说见上文。“名类”与“应同”二义相近,“名类”应即《应同》之别名。《应同》与《召类》文多重复,可知《应同》一文,亦可题作“名类”。今《吕氏春秋》多有一篇二名者,如《劝学》一作《观师》,《诬徒》一作《诋役》,《适音》一作《和乐》,《荡兵》一作《用兵》,《爱士》一作《慎穷》。此不知因何所致,但各篇所题之二名意义甚近,都可概括全篇主旨,一般不至误用到它篇上。惟《序意》与其别题“廉孝”,绝不相类,明显分指两篇不同的文章。这也说明《廉孝》当是《有始览》佚篇之篇名。

    [30] 参见《仲冬纪·忠廉》、《季冬纪·诚廉》等篇。

    [31] 王范之认为《孝行览》讲的是“做人务本的道”,牟钟鉴称此览“皆述君子修己待时,无论显达或穷困应不失为人之本”,意与王近。但若持这种看法,我们便无法解释为什么此览会收入《长攻》这样的文章。本览如《孝行》、《本味》、《遇合》都谈到了“本”,立意各有别,并非都谈的是做人之本。所以“必在己者”云云,是通过这一系列讨论之后得出的一个结论,而非贯穿全览的主题,这是应该加以区分的。本览如《孝行》、《本味》、《遇合》都谈到了“本”,立意各有别,并非都谈的是做人之本。

    [32] 吕思勉、田凤台、牟钟鉴等都这样认为, 王范之言《慎大览》所谈为“治国的道”,稍嫌空泛,吕艺认为《慎大览》主题近于《尚书·洪范》五事中的“貌”,即“行己处事应当恭敬谨慎”,则嫌于迂曲。

    [33] 关于何为道法家,本文赞成蒋重跃先生的理解。蒋认为说《韩非子》是道法家较为合适,因为其理论特征是“归本于黄老”和“原于道德之意”。说见《韩非子的政治思想》,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44-45页。

    [34] 参见陈奇猷《吕氏春秋新校释·审应》篇注二,1154页。

    [35] 《韩非子·内储说上》记韩昭侯语,陈奇猷以为即《审应》“人主应容,不可不审”之意,极确。陈说见《吕氏春秋新校释》1154页。

    [36] 《管子·心术上》解释形名因应之术:“以其形因为之名,此因之术也”,“执其名而侔其所以成,此应之道也”。“侔”,原文作“務”,据郭沫若等《管子集校》沫若按校改。见《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424-425页。

    [37]《离俗》言:“若夫舜汤,则苞裹覆容,缘不得已而动,因时而为,以爱利为本,以万民为义。譬之若钓者,鱼有小大,饵有宜适,羽有动静”,似以“廉”为士节,而“爱利”为君德,二者有小大之分,但同堪褒扬。

    [38] 如王范之称:“六论各篇不联贯,或者本来就是集合的杂说,本不联贯,属于杂说性质。”(王范之《吕氏春秋研究》,7页);徐复观称:“全书到了六论,在内容上似乎有蹶竭之感。”(徐复观《两汉思想史》,3页)。

    [39] 王范之《吕氏春秋研究》,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3年,95页。

    [40] 牟钟鉴 《〈吕氏春秋〉与〈淮南子〉思想研究》,齐鲁书社1987年,22页。

    [41] 张双棣等《吕氏春秋注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737页。

    [42]“开春始雷,则蛰虫动矣。时雨降,则草木育矣。饮食居处适,则九窍百节千脉皆通利矣”,有《本生》之意;“王者厚其德,积众善,而凤皇圣人皆来至矣。共伯和修其行,好贤仁,而海内皆以来为稽矣。周厉之难,天子旷绝,而天下皆来谓矣”,有《有始》之意。

    [43] 牟钟鉴《〈吕氏春秋〉与〈淮南子〉思想研究》,22页。

    [44] 陈奇猷据《圜道》“先王之立高官也必使之方,方则分定,分定则下不相隐”之语,说明“是处方之目的在于定分,故本篇皆发挥定分之旨”。陈说甚是。语见《吕氏春秋新校释》,1679页。

    [45] 牟钟鉴语,见《〈吕氏春秋〉与〈淮南子〉思想研究》,齐鲁书社1987年,23页。

    [46] 本部分曾以单篇文章的形式先行登载在《学灯》第三期,并有简写本刊于《廊坊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3期。

    [47] 参见《说文解字》“糹”部“纪”字、“统”字释义及“纪”字段玉裁注,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645页。

    [48] 据说战国时有《禹纪》一书,不知作于何时。

    [49] 详见下篇部分对《吕氏春秋》中的君、臣、民的讨论。

    [50] 胡适《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安徽澳门美高梅娱乐网站 出版社1999年,45页。

    编辑:杨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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