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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阐述石达开、李秀成之晚节(3)

    发布时间: 2011/11/3 14:16:01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论剑历史门户网
    文字 〖 〗 )

    无论什么情况下,无论出于什么动机,无论被忠的对象如何,都必须一忠到底、一忠到死,这是后来许多觉得石、李对洪秀全不够忠的人的思维误区。难道石、李对于洪这个最高领袖,真应该如曾国藩宣扬的:“君或不仁而臣不可以不忠,父或不慈而子不可以不孝,夫或不贤而妻不可以不顺”吗?遵守和宣传单方面的不对等义务和责任,宣扬君权、父权、夫权的至高无上、认为承认君、父、夫不必为自己的错误甚至罪行负担任何责任和后果,上层的横逆下层必须顺受,这是一种十足的奴才哲学。做满清的奴才无疑是可耻的,做洪秀全的奴才也不不见得就是光荣的。 


        翦伯赞认为,我们今天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不等于要用工人阶级的标准去衡量历史人物,而是用工人阶级的历史观点,即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出发,联系历史人物所处的时代和历史条件对其进行具体分析。虽然李秀成的打算投降时总在顾及部下的生存,但李秀成面对死亡没有陈玉成、洪仁玕的浩气凛然的确是事实。 


        四、洪秀全、李秀成最后关头的信念和现实感比较 


        又有人说,李秀成建议曾国藩招降部众,是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的反映,“在他的思想里,对于洪秀全、杨秀清倡导的太平天国的革命理想,一直缺乏明确的认识和坚定的信念”对农民革命事业来说是一种变节行为。说到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太平天国领袖们到最后关头,失败已成定局时几乎已是一种共同的心理。洪秀全一味言天,信天不信人,革命一上马就腐化和内争,对北伐的含糊不力不求进取,已经说明理想不够明确,认识不够清楚。最后的不药自毙[⑧],自毙之前自称要去向天父、天兄求救,何尝说明他们自己对“洪秀全、杨秀清倡导的太平天国的革命理想”,“有明确的认识和坚定的信念”。不能认为他以身殉道,真的到天上搬救兵去了。不积极突围,别求发展,消极的坚守即是缺乏现实感的认识不清,信念不坚定的等死或寻死。理想一直不明确,信念早已丧失的正是洪秀全能够“以己昏昏,使人昭昭”吗,世上哪有这样的事?石达开在出走后曾起林泉之想。天王的最后关头等死或寻死并不说明他比石达开认识深刻,立场坚定。陈玉成安庆失守被洪秀全落井下石,褫夺兵权后赌气不走甘陕,以身饲虎冒险向苗沛霖求救,即有死马当活马医的舍命陪天王,为了天王孤注一掷的英雄气短心理。丧失信心而能“不惜一死而求部众活命”,未必不是石达开、李秀成的过人之处,心灰责任在,洪秀全就做不到这一点。洪秀全自己打定主意要坐以待毙了,最初还不许饥民出城谋食,更不同意李秀成让城别走的主张,自暴自弃,自己消极等死,也不打算为天国军民争取最后一线生机。自残个人事小,自残群众和革命事大。敌人兵临城下而上帝远隔云霄摧毁了他最后的精神寄托,他的服毒草而亡或不药自毙摧毁了太平军最后的精神寄托,“更令全局混乱”,加速了天京的失落。大势已去,失败主义笼罩一切,石达开、李秀成丧信心不丧良心,灰心责任在,自有人所不及的地方。不管他们最后关头的信心意义是否重大,他们的事业最终不能完成,也终于没有完成已经是一个客观事实。毕竟,孙中山、毛泽东的胜利不等于洪秀全的胜利。有信心而失败与无信心而失败,哪个盲目哪个清醒我们一望便知。 


         1862年马克思十分失望地写道:“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旧统治者的惊惶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对立与停滞腐朽。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显然,太平军就是中国人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化身。但是,只有中国才能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革命有个质量问题,革命还有个成本问题。6000万人血污游魂归不得,成本不可谓不大;从上而下可以全面公开地腐败,“丑恶万状的破坏”,质量可以说不高。 


        太平天国运动是一个没有先进阶级领导的单纯农民战争。毛泽东同志认为,“中国农民群众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是愿意积极地参加革命战争,并愿意使战争得到彻底胜利的。他们是革命战争的主力军;然而他们的小生产的特点,使他们的政治眼光受到限制(一部分失业群众则具有无政府思想),所以他们不能成为战争的正确的领导者”。在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期,“中国革命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就必然不能胜利”。正因为农民不能领导战争取取得彻底胜利,所以石达开、李秀成承认失败是与历史发展的本来面目相符合的,他们承认历史的无奈,并非因为他们承认失败历史才开始了无奈。“历史的悲剧造成了李秀成的个人悲剧,而不是李秀成的晚节不终造成了太平天国覆亡的悲剧。这一点对评价李秀成十分重要,论者不可孤立地看待‘招降十要’,不可脱离历史条件而苛求于前人。”[⑨] 


        马克思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说明它的质量欠缺,毛泽东认为 “他们不能成为正确的领导者”断定他们前途欠缺。和李秀成一样,“在他(们)的思想里,对于洪秀全、杨秀清倡导的太平天国的革命理想,一直缺乏明确的认识和坚定的信念”。其实,石达开、李秀成对历史的这种切身体会正好是马论和毛论的很好注脚,是一种历史的真实。基于这种真实,石达开、李秀成的考虑和选择才不可以简单否定。石达开、李秀成的气节超出了洪秀全,但比不上无产阶级先锋队,当时也没有这种要求和条件。 


        吴晗也多次强调,不能用现代标准要求古人。他认为:“在评价历史人物时,必须把他们放在所处的历史时期,与同时代人比较,与前辈比较,而决不可以拿今时今地的条件和道德来衡量古人,假如这样做,就会把历史搞成漆黑一团,没有一个可以肯定的人物了”。 


        五、与美国名将罗伯特·李比较,李秀成大节无亏 


        把李秀成放到当时的国际舞台上去,衡之以一般国际公论,李秀成的忠诚是不成问题的。台湾的李敖老师评价杜聿明将军的投诚时曾有一段比较切于事理的论述:“照现代标准,一个将军,只要尽过全力作战,在尽过全力仍不免于战败的时候,他可以有所保全而投降。这种将军,他回国后仍旧是英雄,仍旧被当做英雄般地欢迎,所以如此,就是大家真的相信人可以不做无谓的牺牲。孟子说,‘可以死,可以无死,死伤勇’,就是这一道理。当然,这并不是说,当事人死是错的,而是说,死不死是他个人的选择问题,是他个人的自由意志问题,而不是别人或统治者代为选择的、代为强制的。硬定一个取舍标准,去叫人肝脑涂地,不是合理的要求,也不是人道的要求[⑩]”。美国的南北战争中南方最著名的李将军,罗伯特·李,是中国李将军李秀成的同时代人,平时也英勇善战,屡挫强敌,声名远播,最后碰上北方名将格兰特,从此一蹶不振,大势已去时也为保存部下,率军向格兰特投降,格兰特当即申令部下,尊重降卒,一体同胞视之,一如战争从未发生过。李将军生荣死哀,美国南方北方人民把他与格兰特将军相提并论,共许他们为能为理想而奋斗的杰出人物,声名不堕至今。“李秀成起于小卒,位次微末,当金陵割据以后,尚不过杨秀清帐下一服役童子。然最聪慧明敏,富于谋略,胆气绝伦,故洪氏末叶,得以扬余烬簸浩劫,使官军疲于奔命,越六七载而后定者,皆秀成与陈玉成二人之力也。玉成纵横长江上游,起台飓于豫皖湘鄂,秀成出没长江下口,激涛浪于苏杭常扬。及玉成既死,而洪秀全所倚为柱石者,秀成一人而已。秀成既智勇绝人,且有大度,仁爱驭下,能得士心,故安庆虽克复,而下游糜烂滋甚。[11]” 


        中国的李将军,视同时在异国作战的李将军,自学成才成将成名的自强精神过之,战斗的艰苦卓绝过之,战至最后时刻的坚忍又过之,生死关头换马救主的忠勇又过之,一个封建社会的穷山冲里出来的仅识之无的穷小伙能够与同时的中国老翰林、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位圣人曾国藩一争高下,能够与美利坚有国际声望的英雄人物相比毫不逊色,这不啻是一个奇迹。他可能无法与无产阶级先锋队相比,不能成长为合格的共产主义战士。也难怪先前有无产阶级历史学家们“(我们)研究了白纸上写黑字的《李秀成自述》和别的一些材料,得出了一个‘原则’:李秀成是彻头彻尾的叛徒!”美国人还不得愧死,他们口口相传快150年的香饽饽——罗伯特·李,给我们的反封建的农民英雄们提鞋都不配,美国人如果有觉悟、有气节的话,应该狠狠地说:“我们研究了近150年……得出了一个‘原则’:罗伯特·李是彻头彻尾的叛徒”。 


        有时,忠于革命和忠于革命领袖是统一的;有时,忠于革命和忠于革命领袖又不统一了。到天京败亡,李秀成被俘,忠于革命和忠于人民、爱惜兵民性命又不统一了。李秀成的一生,是比较能关心平民疾苦的,他甚至把“利人”看得比“名节”还重。他曾对人讲过:“为民父母,当以全身利人为要,若仅沽名殉节,不顾祸遍苍生,亦岂志士仁人之所忍为①”。由于他平日能够“用命散财,肯救穷人”,所以能深“得军民之心”;也正因为他以恤民保众胜于“沽名殉节”,所以在他认为必要时可以置个人“名节”于第二位。曾纪泽为自己的父亲曾国藩的外交策略这么向慈禧说过:“观近来时势,见得中外交涉事件,有时须看得性命尚在第二层,竟须拼得声名看得不要紧,方能替国家保全大局。”[12]曾纪泽是精通时务,了解国内外形势的有作为的爱国者,他和李秀成都看到了比世俗公认的气节之外有更大的国家和民族利益值得拼了“声名”、“名节”去委曲求全,又岂止拼命而已。曾纪泽之言,其情也哀其词也直。可以为和戎的曾国藩言,也可以为舍命以全三军的石达开、李秀成言。 


        生命的付出有时竟只是小事,可以作第二层考虑。为了替国家民族社会人民保全大局竟至于要牺牲世俗所重的所谓声名气节。曾的和戎,石、李的不定真假的“投降”,都必须超出个人的生死去考虑。而且还要超出个人的声名气节去考虑。爱国爱民的方法并非只有不断反抗一途。 


        曾国藩的“拼得声名”,力保和局,何尝不是其爱国情怀在此时此地的艰难显现?石达开、李秀成拼得第二层性命不要,又拼得第一层的声名气节不要,舍命以全三军,给革命意义愈来愈淡,悲剧意义越来越浓的厮杀画上一个休止符号,何尝不是其爱国爱民情怀在其时其地的艰难显现?
     

        “舍命以全三军”的道德动机不可非议,他们真诚地希望拯救部下将士的性命,但是他们对清朝统治者缺乏本质的认识,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结果“舍命而不能全三军”,这才是应该使后人万分警惕的。 


        国家与民族利益高于阶级利益,集团利益,党派利益。绝对反抗不断革命的口号喊得再响也只是暴虎冯河,死而不悔的匹夫之勇。孔子说;“暴虎冯河,死而不悔者,我不与焉;必也临事而惧,谋而后成者也。”不能空喊为真理献身,为革命献身。面对大事大非大灾大难,首先考虑的应该是如何把国家与民族的损失降低到最低限度,这就是曾、石、李的过人之处。苟利国家生死以之,声名以之,气节以之,体现的是更大的耐心和责任心。对曾、石、李等必取“同情的理解”,进入他们的情境物境与意境,体验其内心世界,再现其内心,原其本心与处事的方法。 


        历史为李秀成出了难题,李秀成的解题思路和方式又给后人留下了议论纷纭的话题。他和他的《自述》无疑会成为太平天国研究中最富研究价值的一部分,他努力解决而未能的问题也还是今人努力解决而未能的问题。 


    参考文献 


    [1]李文海、危兆盖:《警惕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光明日报》,2005年3月15日。 
    [2]黄静静:《出版界太平天国图书出版正热 史学界太平天国研究已趋客观》,《文汇报》,2000年8月5日。 
    [3]   天国的陨落——太平天国宗教再研究夏春涛著 2006年1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4]《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 
    [5]王庆成:《稀见清世史料并考释》,武汉出版社1998年版。 
    [6]《太平天国文书汇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 
    [7]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三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 
    [8]罗尔纲:《李秀成自述原稿注》,中华书局1982年版。 
    [9]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六册,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10]《天条书》,《太平天国印书》,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11]《太平天国》(三),神州国光社1954年版。 
    [12]《太平天国》(六),神州国光社1954年版。 
    [13]唐德刚:《晚清七十年》,岳麓出版社1999年版。 
    [14]孙叔平:《中国哲学史稿》(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5]方之光:《论洪秀全反清革命思想和实践》,《安徽史学》,1998年第1期。 
    [16]《太平天国与中国传统文化》,《江苏文史研究》,1993年第1期。 
    [17]   从塾师、基督徒到王爷:洪仁玕夏春涛著 2007年3月第二版第一次印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8] 太平天国史罗尔纲著 1991年9月第一版,2000年11月北京第二次印刷中华书局 
    [19]方之光:《伟大的农民革命领袖洪秀全》,《世纪》,2001年第6期。 
    [20]潘旭澜:《太平杂说》,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21]容闳:《西学东渐记》,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2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26册,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 
    [23]曹志君、袁蓉:《马克思为何对太平天国评价前后迥异》,《世纪》,2001年第6期。 
    [24] 太平天国史丛书广西人民出版社 20世纪90年代陆续出版 
    [25] 《太平军在上海——<北华捷报>选译》,524号,1860年6月30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26]《大陆记事报》,1860年9月11日,转引自呤唎《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中华书局1961年版。 
     -------------------------------------------------------------------------------- 

    [①] 王庆成:《石达开大渡河覆败事实》,《石达开论集》,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②]《左文襄公奏稿》卷10,《提讯李士贵口供贼情请暂缓处决书》。 
    [③]《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3册第375页。 
    [④]《扬州御寇录》,见《太平天国》第5册第145页。 
    [⑤]《滇西变乱小史》,《回民起义》第2册,第95、96页。 
    [⑥] 同上 
    [⑦]《李秀成自述原稿注》36页 
    [⑧]《据李秀成自供手迹》“天王斯时已病中,病临到四月二十一而故。此人之病,不食药方,任病自好不好亦不服药也”。” 
    [⑨] 郭毅生、任恒俊:《关于历史人物研究的标准与李秀成的评价问题》,《太平天国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选集》第2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 
    [⑩] 李敖:《蒋介石与杜夫人》,《李敖精品文集》第185页,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2月版。 
    [11]梁启超《李鸿章传》第19页,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海南出版社1993年7月版。  
    [12]《曾惠敏公全集·奏疏》卷二

    编辑:刘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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